ca88直接下载游戏 装备动态 中美大战略遭遇分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战略学研究对象问题

中美大战略遭遇分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战略学研究对象问题



程亚文:大国竞争,战略能力强者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战略学研究对象问题时间:2014-10-27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本文字数:1850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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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尽管战略学是一门显学,但对于什么是战略学,或什么是战略学研究的对象,国内外学者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认为,厘清战略学研究的对象,是一个事关战略学学科基本建设和健康发展的关键性、根本性的问题。因为任何一门科学的内容、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其社会功能等等,都是由其特殊的研究对象决定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正如西方战略学的奠基人克劳塞维茨所说的:“任何理论首先必须澄清杂乱的、可以说是混淆不清的概念和观念。只有对名称和概念有了共同的理解,才可能清楚而顺利地研究问题,才能同读者常常站在同一个立足点上。战术和战略是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相互交错,但在性质上又不相同的两种活动,如果不精确地确定它们的概念,就不可能透彻地理解它们的内在规律和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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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梳理并评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公开发表的四类不同学术观点,并提出个人的见解,以求教于方家。

中国对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的关注已越来越具有大战略的特征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关于战略学研究对象问题的四种代表性观点1.战争战略。

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杰拉尔德·西格尔1999年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中国重要吗》一文,直指中国是全球经济中的“小角色”,军事上的“二流国家”,政治影响“微不足道”。如今快20年过去了,在很多西方人的不看好中,中国风景愈加丽好,无论经济、军事还是国际影响,恐怕再没人敢说中国是“小角色”“二流国家”。倒是以往被奉为“灯塔”的美欧国家愈发成了“问题”。

  持有“战争战略”观的学者自称其观点是根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有关论述而提出的。他们“以战争全局为研究对象”,把战略定义为:“战略是筹划战争全局的方略”,认为“战略学是一门研究战争规律、战争指导规律和战略演进规律的军事科学”。“战争战略”观的最大特点,是把战略的外延严格地限制在“战争全局”即战争时期实施武装斗争的区域之内,因而反对战略“越过战争的门槛”、反对“战略用语逐渐向战争之外的其他领域渗透”或者“泛化”、反对战略用语和学科“脱离了战争的轨道”;强调“战略的本质内涵”、“战略的核心内涵”,是战略所特有的“对抗性、暴力性、谋略性”。“战争战略”观亦称为“军事战略”,虽然它并不否认在战争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战略要素密切相关,甚至也不否认政治战略、经济战略以及“非战争行动”在战争中的存在,但它强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要素中以军事为主;在政治战略、经济战略与“战争战略”的相互关系中强调“战争战略”乃是战略的“本义”,而政治战略、经济战略等战略都不过是“战争战略”的“衍义”;在战争中的战争行动与“非战争行动”的关系方面强调“非战争行动”只是战争行动的“一部分”或“延伸和补充”。“战争战略”观的核心思想如下。

在一个国家间联系日益密切的全球性网络中,国家间竞争很大程度已经体现为战略能力的竞争,谁在战略能力上高人一筹,谁就更有可能精心筹划未来,在危机和挑战来临时更加应对有方。现在的西方国家对内面临治理挑战,对外处理国际事务时无力甚至混乱,都根源于它们的战略能力出了问题。

  “军事战略(即‘战争战略’)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密切相关,但军事战略(即‘战争战略’)不能以政治、经济、文化为主要行动领域”;“战略一开始便是与战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战略的本义就是从事战争的战略,至于后来陆续出现的政治战略、经济战略等概念都不过是战争战略的衍义”,“离开了战争,本义上的战略就失去了意义。在战争中历来就存在战争行动与非战争行动的配合问题,非战争行动只是作为战争全局的一部分,只是作为战争行动的延伸和补充而成为战略研究对象的”,等等。

一个国家按照自身意志自主决策、保持战略自由权的能力,可称为战略能力。笔者曾概括规模较大国家所需要的六种战略能力,即有效的政治社会组织能力、强大而自主的生产能力、支持生产可持续的能力、相应的外交和军事能力、文化创新能力、人口生产维持世代更替水平的能力。战略能力是制定大战略的基本资源条件,如果没有这种能力作为前提,无论大战略的思想还是筹划都不过是空中楼阁。

  “战争战略”观虽然有时也自称为“军事战略”,却竭力反对把战略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从“战争全局”扩大到“军事斗争全局”,也反对把国家军事战略进一步划分为战争时期的“战时战略”与和平时期的“平时战略”两个组成部分,或者两个更低的战略层次,这样一来会将“军事战略(即‘战争战略’)研究对象泛化,冲淡战略的核心内容,割裂战争与和平的必然联系,非但不利于战略研究的深化,反而会对战略实践产生误导”,“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两次战争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战略都是围绕战争而展开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等等。

大多数中小国家在战略能力上都有欠缺,因此难以制定和实施大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和法国的选择,就颇能说明这个事实。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因遭到美国当头棒喝,英法两国不得不从埃及退却,这实际上标志着两国作为世界大国地位的正式终结。而在二战结束后相当长时间内,英法两国都曾怀有制定大战略的雄心,其中法国表现为戴高乐主义,英国表现为丘吉尔倡导的“欧洲联合”和以英国为中心的“三环体系”,但这些都已无法帮助两国恢复旧时荣光。

  但问题是,上述“战争战略”观的说法,岂非把一个国家的和平时期也纳入了“战争全局”之内,认为一个国家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时时刻刻都行驶在战争的轨道上吗?这种说法和思想,怎么才能同西方一些学者所宣扬的“总体战”和军国主义的“大战争”思想区别开来呢?

究其根源,主要在于它们的国家能力与国家雄心已严重不相匹配。其结果是,包括昔日老大帝国英国在内的大部分欧洲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不得不安于美国羽翼之下,不仅难再有大战略,就连大战略的思想建构也不再活跃。

  “战争战略”观又声称:“战略的功能既包括打赢战争,也包括防止战争与制约战争”。这种说法同样费解。因为这种在外延上始终被严格地限定在“战争全局”之内的,已完全运行在战争轨道之上的、内涵只具有“对抗性、暴力性、谋略性”的“战争战略”,固然可以说具有(也只可能具有)“打赢战争”的功能,然而,它怎样做才能发挥出“防止战争”和“制约战争”的功能呢?在其“本义”里就包含“防止战争”和“制约战争”的战略目标和手段吗?

国家战略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是能否着眼长远进行战略筹划,并有效落实既定战略筹划。尤其是能围绕战略目标进一步地分步实施,在不同阶段设定不同的小目标,通过点滴积累逐步推进来实现总目标。

  本文认为,在上述这种“战争战略”观中,虽然也不乏个别正确的战略学内容或合理因素(例如,在战场上同敌军作战,要讲究“作战战略”的对抗性、暴力性、谋略性等),但就其整体而言,却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相当严重的理论失误和致命的缺陷。

这些年来,中国对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的关注已越来越具有大战略的特征,表现出战略能力的逐渐充沛。中国提出“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在现实发展中则有条不紊地推进“五年规划”,对外陆续提出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国际公共产品,并能有效推动相关项目落地。当今中国的所言所行,较之以往视野更加宏大,格局更加高远,参与世界经济、政治议程的意愿与能力都常常为世界所惊讶。诚如国内外不少观察家所言,中国战略能力的日渐提升乃至卓尔不凡,首先表现为高效的政治社会组织能力,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这种能力得以产生的根本保障。

  第一,“战争战略”观不仅不符合毛泽东有关论述的原意,而且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有很大的距离。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首先论述的是:什么是“战争的全局”,以及战争“全局”

一般认为,美国比其他国家更重视大战略设计,贯彻大战略的意愿、能力也比其他国家更强大。但曾参与美国政府核心决策的布热津斯基却有着不同观察。他在《战略憧憬——美国和全球实力的危机》一书中说,中国善于从长远处着眼并勾画未来,政策前后连续,这是中国优势所在,而美国太专注于目前的危机,太缺乏长远视角,“受困于一种短视的精神状态”。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苏对抗时,他就曾说,美国的政治文化仍然具有缺乏战略或地缘政治意识的特点,常常将长期地理战略问题放在更为近期的政治问题之后。

  与“局部”的划分并非绝对的、死板的,而是都具有辩证的相对性和层次性。“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

布热津斯基的这些话,现在看来很像是种预言。美国近年来在大战略的建构上依旧活跃、行动上仍然显眼,但无论相关的思想还是实践都已表现出内向保守倾向,根本原因在于支撑大战略的国家战略能力已出现短板。

  然后,毛泽东便非常明确地指出:战略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并非“战争的全局”,而是“战争全局的规律”和“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是“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

对照笔者上文提及的六种国家战略能力,今天美国在多个方面都出现了不良之兆。其中的首要环节是在经济战略能力上出现问题的情况下,现有政治机制因其内在掣肘,没有足够能力尽快化解挑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物质生产领域不断后退,生产能力相对减弱,这不仅直接导致美国财政来源减少、深刻影响美国民众就业,还使美国人引以为傲的美式生活方式难以为继。美国的解决之道是通过人口流动全球化、恢复制造业优势地位,但这要以暂时降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为前提。可是没有多少美国人愿意这样做,无论精英阶层还是普通大众,精英阶层习惯了金融暴利,大众不想减少已有社会福利。

  第二,是把战略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仅仅确定为研究“战争全局”,还是确定为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和“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其外延、内涵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科学研究结果,学术价值是大不相同的。因为,任何一门科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和所要完成的任务,都是揭示对象的本质,发现对象的规律,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运用于实践,通过人的主观努力解决有关问题。战争是人类社会一种相当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以人类为主体、有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参与其中的,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要素、本质、规律参与、制约、影响其间的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而战略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正是要研究那些参与、制约、影响“战争全局”的“规律”,即揭示和发现参与、制约、影响“战争全局”发生发展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各种战略要素的本质和规律,以及反映这些要素的本质和规律的“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和“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以便形成正确的战略战术,亦即找到一系列解决战争问题的特殊方法,并将其运用于实践,通过指导实践,发挥人的主观努力,最后赢得战争,或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社会中与战争有关的问题。这也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所说的:“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性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它们都属于作战方法即科学的“方法论”的范畴,乃是“一套特殊方法”,即“基于战争的特殊性,就有战争的一套特殊组织,一套特殊方法,一种特殊过程。这组织,就是军队及其附随的一切东西。这方法,就是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过程,就是敌对的军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

在世界围着美元转、美国经济日益脱实向虚后,高度依赖外部使用才能产生效应的美元体系,也遇到了中国明清时代类似的问题:一旦有其他国家以身示范放弃使用美元,是否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进而导致美元体系以及美国的优势地位随之烟消云散?19世纪后期欧洲纷纷放弃银本位而改用金本位,就曾给依赖白银的中国带来无比巨大的困扰。

  由此,战略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绝不像“战争战略”观所认为的那样,只是空泛地研究“战争全局”和“筹划战争全局”,而必须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构成“战争全局”诸多要素,揭露和发现参与、制约、影响着“战争全局”的各要素的本质和规律,以便从中提炼出一整套反映这些本质和规律的“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和“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即表现为战略战术的“一套特殊方法”,还要把这套特殊方法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再运用于实践,以便达到赢得战争或解决战争等问题的目的。

另外,过度消费主权信用和经济虚拟化难以有效逆转,也在加剧美国内部的财富分配失衡,导致社会危机继续加深。在同一片天空下,当以往虽有差等、但总体共享的财富格局,向差等加深、彼此割裂的财富格局转化时,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已难表现出曾有的自我修复能力。想为继续维持全球霸权而进行大战略设计,也就显得捉襟见肘、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第三,整个世界以及人类的社会实践都是大系统,其中任何具体事物以及具体实践的“全局”和“局部”都是有相对性、层次性的,如果只是单纯地从作战角度考虑思索,也可以说在战争时期筹划和实施武装斗争的区域之内总有个“战争全局”。但如果把一个国家的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战争区内外的情况综合考察,其实战争时期进行武装斗争的“战争全局”,不过是国家政治“全局”中的一个“局部”、一个组成部分——国家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教育等各要素及其本质和规律,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制约、影响战争时期战场的“战争全局”的性质、运动规律和最终胜负结局;尤其是国家“政治”对于“战争全局”具有决定性影响。用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名言表述:“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他反复强调,“政治”是全局、整体,而战争只是“政治”的局部、一个组成部分,他的原话是:“战争只不过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而决不是什么独立的东西”,“这种政治交往并不因战争而中断”;“我们不应该把战争看成是一种单纯的暴力和消灭敌人的行为……必须认识到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它的规律不完全是自己决定的。它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工具本身不能活动,要靠手来操纵,而操纵这一工具的手就是政治”;“战争有它自己的语法,但是它并没有自己的逻辑”,“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工具,不可能是相反的”,“现实战争无非是政治本身的表现”;“战争无非是政治意图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我认为这一观点是整个战略的基础,并且深信,谁不承认这种看法是必要的,谁就是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

  同理,也正因为“政治”从整体上制约、指导着“战争全局”,政治战略从全局上制约、指导着军事战略和作战战略,毛泽东早在1928年写就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就谆谆告诫红军指挥员:“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又提醒我军各级指挥员,不仅要注意研究“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更要注意研究和领会从整体上参与、制约、指导着军事上的战略战术的“政治上的战略和战术”,做到“能够把战争或作战的一切重要的问题,都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任务”。本文认为,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较高的”原则,指的正是“政治”原则。

  由此看来,关于战略学和战略学研究的对象问题,绝非内容贫乏、容易解决。这也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的:“在战略上一切都非常简单,但是并不因此就非常容易。”

  他还特别指出,“战略的最高范围”就是“政治”和“治国之道”,亦即今天所说的“国家战略”;而“政治”即“国家战略”的实质又是什么呢?他极其深刻地指出:“政治在它本身中集中和协调内政的一切利益,也集中和协调人类的(德文
der
menscheichkait)一切利益和哲学思考所能提出的一切其他利益;因为政治本身不是别的,它无非是这一切利益的代表(对其他国家而言)。……在这里我们只能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因此,本文认为,战略学实际上是一个体系相当庞大而复杂的战略学学科群,是一个几乎涉及一个国家内部、国家之间甚至整个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和教育等各实践领域的多要素、多本质、多规律、多学科的大系统。它以关系一国人民、各式政治集团、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全人类切身利益的“政治”即“国家战略”(治国之道)为研究重点,以达到“政治”即“国家战略”及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教育等等的战略目标的“特殊方法”为研究对象。而像“战争战略”观那样只空泛地“以战争全局为研究对象”,强调“军事”“暴力”在战略中起主导作用或占主导地位,绝不符合战略学及其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

  2.军事战略

  持有“军事战略”观的学者们同样错误地认为:“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把战略定义为对战争全局的指导”,进而错误地断言:“一般说来,战略的本义就是指战争时期的战略”。

  但他们所阐述的“军事战略”观,却又与“战争战略”观有很大的差异,也可以说有质的区别。

  首先,持有“军事战略”观的学者们认为,战略的外延、内涵、战略学研究的对象和研究范围并不是僵化、凝固、死板的,而是开放、发展变化的,“从历史上看,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和人们认识的深化,战略的内涵一直在发生变化,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其研究对象的逐步拓展”,“战略研究对象的拓展是客观历史进程,而非主观随意的‘泛化’”。

  其次,基于这种唯物、发展变化的战略观,他们说“将战略定义为对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在以往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之内,是符合当时的斗争实际和客观要求的;但“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世界也已进入了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战争手段虽然仍被作为达成政治目的的工具,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趋势有了进一步增强。在现实军事斗争中,战略指导的对象已经远远超出了战争的范围。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客观要求,迫切要求对战略概念重新加以认识,并对它的含义作出新的解释”。因此,持有“军事战略”观的学者们主张,研究战略问题一定要“着眼于新时期的战略实践”,突破“仅仅以战争为对象研究军事战略的思维框架”,拓展军事战略学的研究内容和任务。他们这样说:“战略学,是军事领域的战略学,而不只是战争的战略学。军事领域的斗争包括战争和非战争两种方式。研究和揭示战争指导规律固然是战略学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但仅此还不够,还应当从国家军事斗争的全局上去研究诸如军事威慑、军事外交、军备控制与裁军斗争、边海空防斗争等一系列非战争方式军事斗争的指导规律。如果说这些非战争方式的军事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尚未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活动的范围和程度还很有限,还没有上升到战略的高度,那么建国以后的情况则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已成为国家军事斗争不可缺少的有时甚至是主要的斗争方式和手段”。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持有“军事战略”观的学者们确定了“以国家军事斗争全局性指导规律为对象”,认为“战略,亦称军事战略,是对军事斗争全局的筹划与指导”;而“战略学是研究带全局性的军事斗争指导规律的学科”。

  此外,“军事战略”观提出:其一,关于“军事战略”的基本含义,亦即“军事战略”的外延和内涵。他们认为:“战略是一种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的特殊实践活动”,军事战略的“基本含义是,战略指导者基于对军事斗争赖以进行的主客观条件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认识,全面计划、部署、指导军事力量的建设和运用,以保证有效地达成既定的政治目的”。其二,关于军事战略与战略学学科系统中其他战略学科的关系。他们说:“战略学本身就是一个系统”,“为了便于对不同领域的战略作出明确区分,使用时须在‘战略’二字之前冠以领域的名称,如政治战略、外交战略、经济战略等。如果只在军事领域内进行研究和使用,也可以直接使用战略称谓”。其三,关于战略或战略学中各种战略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战略学与人类社会中其他学科的关系。他们说:“战略学受一定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民族、地理等因素的制约,受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的影响。”

  其四,关于军事战略与国家战略的关系,以及这两种战略所要完成的任务即社会功能。他们说:“军事战略同其他领域的战略一样,是国家总体战略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战略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把国家的安全利益作为其基本的历史使命,具有对外反侵略、对内反颠覆的双重职能。根据国家战略利益的要求,它既指导战争时期的作战活动,也指导和平时期的军事斗争;既指导准备和打赢战争,也指导遏制和防止战争”。其五,关于战略学在整个人类社会大科学群中所处的地位。他们说:“战略学隶属于军事学”,“是军事学术领域中的最高层次,处于首要地位”。

  本文认为,“军事战略”观尽管对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有一些误解,也没有完全阐述清楚战略学的基础理论,但由于能够“着眼于新时期的战略实践”,努力做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丰富的军事实际工作经验中总结、概括和提炼军事战略理论,加之批判地吸收了国外战略学研究取得的一些积极成果,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又能够做到恢复、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并且初步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战略学。主要表现在:他们认为战略学的内容归根结底是来源于人类社会实践,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变化、内容的日益丰富和人类在从事各种社会实践中认识的不断丰富和深入,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之一种特殊方法的战略的外延和内涵也一直在发展变化;所谓战略,与战争全局与局部的划分一样,也有辩证的相对性和层次性的,既然作为客体的“战争”有不同的全局与局部之分,那么作为一套主体谋划和操作方法的战略,自然也有不同的全局性和局部性层次。因此,有军事战略,当然也有在它之上、比它更大的“国家战略”和在它之下、比它更小的“平时战略”和“战时战略”;构成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民族、地理等等的各种重要因素,当然也是构成国家“军事斗争全局”及“战争全局”的重要战略要素,其本质和规律,对于军事战略及作战战略自然都会起到制约和影响作用;而军事战略只是战略大系统、特别是“国家战略”系统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的特殊实践活动”,具有防止战争、遏制战争和打赢战争的社会功能。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持有“军事战略”观的学者们还强调说,随着世界形势和新时期我国国情的变化,“非战争方式”已经成为“国家军事斗争不可缺少的有时甚至是主要的斗争方式”。这种说法实际上也意味着,我国军事战略指导工作的重点已经发生变化,职责更加扩大,任务更加艰巨,我国的军事战略工作者不但要时刻准备打仗,注意研究行将到来的战争时期的全局性作战规律和作战指导规律,以便一旦发生战争,便能够做到打得赢;而且还要研究当下和平时期各种方式的全局性军事斗争规律和军事指导规律,以便使我军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在军事斗争的各个领域里,都能够做到随时随地地完成党和国家战略所赋予的神圣使命和各项政治任务,时时刻刻圆满地完成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任,等等。

  由此,上述这种“军事战略”观已较清楚而正确地阐明了我国军事战略学研究的对象、外延、内涵、许多具体内容、社会功能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它一经出现,就为国内军事战略理论界注入新鲜的血液,并经受住了我国新时期军事斗争发展实践的检验。“军事战略”观的形成,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战略学的初步建立,凝聚了军内外理论工作者多年的心血。当然,“军事战略”观的某些观点,也是有缺陷、有问题的,值得商榷。

  其一,他们认为战略具有“全局性”“对抗性”“谋略性”“相对稳定性”等四个特点。其中“对抗性”是不是战略的特点,甚至究竟是不是军事战略的特点,就很值得商榷。毛泽东说过:“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并不能说凡战略都是对抗性的,诸如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文化、教育等战略所要解决的事物矛盾的性质形形色色、千差万别,而且事物矛盾的性质还在发展变化。事物矛盾的性质不同,则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应不同,不宜均用对抗方式去处理这些战略所遇到的一切矛盾。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在其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也不应该简单地用对抗性的方式方法处理军事战略面临的一切矛盾和问题。尤其是当今世界已进入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我国也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更不应片面强调军事战略只具有对抗性,而应该承认并且研究军事战略事实上还有非对抗的另一面,应当善于用非对抗的方式方法去处理国内外非对抗性的矛盾和问题。

  其二,“军事战略”观认为“战略学隶属于军事学”。本文认为,如果这个论断中所说的“战略学”特指“军事战略学”,那还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这个论断中所说的“战略学”,指的是包括政治战略学、经济战略学、外交战略学或者国际战略学等等在内的整个战略学学科群的话,那么,“战略学隶属于军事学”就是一个明显错误的论断!

  其三,“军事战略”观还认为:“战略学受……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的影响”。这个说法,分明含有将战略学归入社会科学的意思。本文却不认为战略学只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种,而认为战略学实际上既是一种贯穿于各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中的横断学科,又是一种涵盖社会实践许多内部和外部联系的,含有许多不同层次的综合学科,总而言之,战略学具有“大科学”的特点和性质,它能够贯穿几乎人类社会实践的各种领域和各个层次。也正因为战略学可以在人类各个社会实践领域中普遍产生积极有效的作用,所以,如今国内外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讲“战略”、用“战略”;而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

  3.大战略(国家战略)

  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新颖的西方战略学、国际关系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成果陆续引入国内。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大战略”很快成为我国军内外学者的一个研究热点。国内出版了一些有关“大战略”的译著和论著,其内容包括:对中国复兴并成长为世界上一个真正持久强大国家的战略蓝图和框架的设计;对所谓“中国大战略”的战略目标和手段的系统谋划;针对现实的国际关系问题而提出的一系列具体的外交政策建议;对我国国内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想模式和道路的讨论,以及对于中国古代朴素的“大战略”思想的初步研究和借鉴……而在基础理论方面,学者们对于究竟什么是“大战略”,“大战略学”的研究对象、外延、内涵、目标、手段、层次和功能等问题,也都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讨。

  “大战略”观明确认为,“大战略”(Grand
Strate-gy)这一学术概念是由国外传入中国的。早在
1984年,钱学森先生就说过:“要考虑大战略。这个词是外国词,就是整体的战略,国家的战略”,实际上在此前后,钱老多次提及大战略问题。持有“大战略”观的学者们便进行了如下分析和推理。

  正像战争有“全局”也有“局部”、战争“全局”与“局部”的划分都具有相对性和层次性,而且对战争“全局”的筹划、主体操作,又总是参与、制约、影响着对战争“局部”的筹划、主体操作一样,“战略”作为人类一种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的特殊实践方法和实践活动,亦有“全局”和“局部”之分;那些时空范围大的、层次高的战略筹划和主体操作,也总要参与、制约、影响那些时空范围小的、层次低的战略筹划和主体操作。因此,研究战略问题,固然应关注涉及一个国家生死存亡命运的战争以及“作战战略”和“军事战略”的问题,但更应关注比战争以及“作战战略”和“军事战略”时空范围更大、层次更高,涉及一个国家的生存、安全和长远发展前途的,并且从整体上参与、制约、指导、影响着战争及“作战战略”和“军事战略”的所谓“大战略”问题!同时,也正像“作战战略”和“军事战略”都具有自身特有的实施主体、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一样,“大战略”亦有实施主体、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只是“大战略”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更加复杂多样,实施难度更大。正是基于以上这些分析和推理,“大战略”观视野下的“大战略”的定义(其中,已经规定了“大战略”研究对象的外延、内涵、手段、目标和功能)可表述为:“国家级的大战略,是发展和运用综合国力以实现国家目标的总体战略。”

  但对于上述国家目标,“大战略”观的支持者们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国家目标是指国家安全目标,特别是国防目标,说穿了就是发展和运用综合国力去准备战争、防止战争,并在必要时打赢战争,总之离不开战争和军事这个重心”,有时人们把这种大战略称为“国家安全战略”或“狭义大战略”;另一种“认为国家目标的内涵更广泛,实质上包括国家安全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双重目标,并将二者有机地组合起来”。这种包含双重目标的“大战略”,其实意味着在“国家级的大战略”中,还包括“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两个相辅相成的组成部分,这又可称为“广义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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